没错，古巴是一个遥远的国家，卡斯特罗也是一个遥远的名字。他叱咤风云的年代早已过去。革命、Communism、阴谋、核战争，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传说。

仿佛世界生来就是微博、表情包、狗屎一样的商业电影和撸啊撸。

这个世界，就像《三国演义》到了末尾，英雄、奸雄、罪大恶极的坏蛋们都相继谢幕，移山填海的震动已经停止，大局已定，一切依靠惯性，走向一片庸庸碌碌的浮华喧嚣。

古典时代的枭雄们使命终结，成为活的纪念物。报纸早早准备好了他的讣闻，唯欠一死而已。

卡斯特罗就是这么一个人物。

● 1995年，卡斯特罗访华时在长城参观

你可以不了解他，但是当你每次走进餐馆点一份牛蛙，你应该知道是卡斯特罗把它送到了中国。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卡斯特罗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古巴粮食依赖进口，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让人民节衣缩食，援助了大批大米给古巴，同时从古巴进口粗糖，也就是当时被群众视为营养品的“古巴糖”。

● “古巴糖”作为一种奢侈品，需要严格地凭票供应

而古巴盛产什么呢？雪茄、糖，还有一种生长快、个头大的两栖动物，牛蛙。

1961年秋天，席卷中国的大饥荒终于快要结束。在给古巴送去北京鸭、水稻养育专家之后，中国驻古巴大使提出了一个请求说：“中国很希望买一些牛蛙到中国试养”。

当时在场的有卡斯特罗，还有一个现在文艺青年更熟悉的人，切·格瓦拉。

●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在一起

 卡斯特罗表示“完全可以”，并说：“可以送一些给中国”。格瓦拉也点头表示同意。

大使把消息带回国内，从古巴把牛蛙搞回来立刻成为中国的国家级项目。当时牵涉的单位包括国家科技国际合作局、水产部、各地水产研究所和高校。

在此之前，中国也曾陆续从美国、日本引进过一些品种的牛蛙，但都没有成功。为了确保卡斯特罗送给中国的牛蛙不重蹈覆辙，中国从全国抽调专家，组建了专门的“牛蛙小组”，经莫斯科、布拉格，飞抵哈瓦那。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接收卡斯特罗赠送给中国的“国礼”。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研究，他们从古巴带回了200对牛蛙，同样是经过布拉格、莫斯科，飞行全程长达五天。抵达北京之后，这批牛蛙又用飞机分送广州、南京和上海，运往相关单位进行养殖。

很快，中国人民好朋友卡斯特罗同志给中国人民送来牛蛙的事，就成了大新闻。《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都纷纷刊登消息，争相报道这个象征着中古革命友谊的吉祥物。

由于这份国礼名义上是古巴总理卡斯特罗送给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所以周恩来同志还专门为此致信卡斯特罗：

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同志：

您赠送的古巴牛蛙，已经顺利地运到我国，并已分别安排在上海、南京、广州养殖。目前这些牛蛙生长和繁殖情况良好，我国水产部门正在推广养殖工作，一定要使这些牛蛙在中国能够繁衍起来。

我国接运牛蛙和考察学习的人员在古巴期间，受到贵国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古巴各地人民也给了他们以热烈欢迎和积极协助，使他们顺利地完成了接运和学习的任务，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古巴革命政府和古巴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对此，我谨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完全相信，中古两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凝结成的伟大友谊和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关系，一定会日益巩固发展。祝中古友谊万古长青！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

周恩来  

1962年8月24日于北京

之后，卡斯特罗每次接见中国代表团，都要打听一下牛蛙在中国过得好不好，中国人民是不是已经都吃上牛蛙了。古巴代表团访问中国，也一定会被中国同志带去参观各地牛蛙养殖场，勉励牛蛙们在中国好好工作，为世界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1965年，在中国和苏联的争论中，古巴最终选择跟苏联老大哥走，中古关系破裂。

中国削减了对古巴的大米援助，卡斯特罗认为这是中国用减少大米出口来讹诈古巴，加入了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封锁。之后，又批评中国干涉古巴内政，挑动党内矛盾，嘲讽中国领导人“就是太阳，时间长了也是会熄灭的”。

于是，在中国各地繁育的古巴牛蛙都悲剧了。热情洋溢的牛蛙养殖戛然而止，各个养殖场纷纷甩锅，已经繁殖成功的牛蛙被丟到野外自生自灭。之后，牛蛙在中国就成了一个传说。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水产研究者才意外地在湖南野外发现了当时被“放生”的古巴牛蛙后代。之后，这批牛蛙被重新养殖起来，并向全国推销牛蛙种苗。也就是说，今天你吃到的绝大多数牛蛙，都是当年卡斯特罗送给中国的牛蛙的后代。

政治风云的变幻早已落幕，如今驱使风云的老人也已安息。只有牛蛙，它们一代代穿越了饥荒、冷战、国际运动和国内斗争，从此驻留在舌尖上的中国。

对中国人民来说，他的名或许不再行在地上，但蛙将继续行在人间。

参考资料：

《卡斯特罗赠送的特殊国礼——中古“牛蛙”外交轶事》，周晓瑛，《新民晚报》2015年1月5日；

《第三次全国牛蛙驯化会议简讯》，张庭祥，李友康，朱泉娣，《动物学杂志》1964年02期；

《中国和古巴关系的回顾与前瞻》，毛相麟，《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4月